多名作家为何退出“作协”

在英语里，任何一个书写的人都可以自称作家。在维吾尔语里，作家与记工员、记者可以用同一个名词。——王蒙

作协组织是中国特色。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社团。——佚名

雪崩般的“背叛”

2020年12月16日，有媒体曝出一个重大事件：卜宝玉、于国颖、马国超等38名军队作家，集体退出中国作协！公布退出的理由是根据军队有关文件要求。

此事件似乎告诫人们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军队现在有明确规定，不允许现役军人加入作协这样的社团。

早在2003年六七月间，湖南作家黄鹤逸、余开伟宣布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引起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同年８月，上海作家夏商宣布退出上海作协，并对媒体表示对湖南退会作家的支持；同年10月，圈内认为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协的另一位山西作协副主席张石山同时宣布辞职；12月，已经退出湖南作协的余开伟宣布退出中国作协。此外，据称著名杂文家邵燕祥也与作协“低调决裂”。此番“退会风波”不仅涵盖了当时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而且诸多重量级作家参与其中，波及几个“文学大省”的省级作协乃至中国作协。

2006年12月，辽宁作家洪峰因为不堪忍睹作协这类机构饱受诟病和质疑，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同时声明退出辽宁省作家协会和沈阳市作家协会。

后来的岁月，也不断地有人提出退出作协的申请或声明，在社会上不时激起一些波澜和涟漪。

2018年端午节前夕，重庆作家唐刚慎重宣布：决定在纪念屈原投江的端午节退出重庆市作家协会以及重庆市作家协会下属的奉节县作家协会，同时辞去奉节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唐刚同时声明：对于唐刚来说，现在加不加入什么作家协会，在人生的过程中，只不过已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更不值一提的个人毫毛之事了。

一位著名女作家常说，看中国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这位女作家在担任一个省作协主席期间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她太了解作协这个组织的不伦不类。

中国的作家协会体制于1953年建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撤销。自恢复以来， 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多次遭到激烈的质疑。

祸起萧墙

尽管《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但在各级作协中，真正掌管人、财、物权力的往往是党组书记，而党组书记往往并不是文艺工作者，而是上级委派的党政干部。这一权力构架使得作协代表大会的选举流于形式，一位已退出中国作协的作家称“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一位知情人士向笔者举例说明了作协在行政人事安排上的作用：比如说宣传部的一个处长，要升迁为宣传部长可能有困难，但可以调到作协当党组书记，从处级变成厅局级。而一些副部级干部，如果能在快退休的时候到中国作协担任党组书记，就可能以正部级身份退休。

一位作家向笔者讲述了一个真实有趣的故事：湖北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市委副书记人数超员，省里决定调整其中一名副书记到省作协担任党组书记，同时解决其正厅级待遇。然而此市委副书记认为省作协只是一个“清水衙门”，他宁愿继续担任副厅级职务的市委副书记，坚决不同意去省作协履新。这名市委副书记由于不理解“组织意图”，对组织的照顾不领情，很快被宣告落马，最后被法院判了三年。

可见，名义上由作家自愿组成的社团，实际上成为该省照顾安排富余干部或问题官员的场所。

湖南省作协一度整整５年没有换届选举，被解释为“主要原因是新的省作协主席人选难以确定”。有中国作协成员对笔者称，某省的文联曾经21年间没有开过代表大会。

目前作协的领导职务有驻会和不驻会之区别。驻会的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对应，行政级别又与福利待遇一一挂钩，其复杂程度不亚于政府机关。在同一个作协中的几个副主席之间，享有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可能不同，有人可能是副厅级，有人可能是处级。而这种差别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的内部决定。一位退出作协的作家对笔者说：“他们甚至会为了竞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样的名额和在各种评奖活动中互相揭短，制造出一场场丑闻闹剧。”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领导权力集中，在加入作协的过程中甚至出现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现象。据称，一些人为了加入中国作协，在参加笔会或者创作会时，争先恐后地攀附作协领导或者作协书记处的人，个别女性作者甚至主动到房间投怀送抱，慷慨献身。某地一名宣传干事曾经用钱打通了关系，仅凭一部以男女房事为主题的作品就成为该省作协专业作家、二级作家。一位作协会员说：“与这样的人同为会员，我觉得是一种耻辱。”

庞大的官僚机构在作家里产生了离心力。一位中国作协会员告诉笔者说“每年要交一些会费，开一次会，发给我一本小册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作协还做了些什么。国家每年的财政投入都是怎么使用的？你可以去调查一下中国作协行政人员与作家的比例，你会发现相当有趣的现象。”

余开伟则在自己的“退会声明”中说：“作协已经逐渐蜕变成了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宗派主义集团和谋取名利的工具。”

与时俱进才是出路

著名学者丁东认为以作协为核心的对作家的全面控制体制，一方面导致作家失去独立人格，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学水平在相当长时间内出现严重滑坡，许多解放前就已经达到很高艺术水准的大师级作者，在解放后至多能够创作出一些宣传性作品。

实行市场经济后，原本由国家包办一切的作协体制表现出了相当的不适应。丁东说：“市民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大，作协已经无法包揽对文学的发表、出版、奖励、判断、提携。”

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并非仅有作协成员才被看作是作家，也并不是只有当了作协的专业作家才能生存。随着民营资本逐步参与到出版、发行和传媒中去，以及可随意发表作品的互联网的兴起，铁板一块的专业作家体制开始松动。体制外的作家日益增加，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跟国外的情形越来越像——今后，作家将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对写作者的称谓。

作协的“专业作家”可以每月从作协领取工资，这一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已备受争议，就在当年作家“退会”沸沸扬扬之时，广东作协率先宣布终结“专业作家”体制，改“养作家”为“养选题”。

为了适应形势，作协随后创造并实施了“签约作家”等扶持制度。据一位在作协工作的知情人透露，除了浪费财政资金、制造一些酸人事件和不断地曝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外，所谓“签约作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藉此促进创作繁荣更是无稽之谈。

对此，自由作家祝勇表示担忧，他认为将作家全面推向市场，会不利于纯文学的写作，作家很可能成为商业化的俘虏，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但是丁东认为，现在很多名为“服务”实为“导向”，“计划经济时期是刚性的命令，而现在则多用利益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