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干净的文字讲述温暖的故事

用干净的文字讲述温暖的故事（报告文学）

——王宝君与她的儿童文学

郭红新

人物档案

王宝君，女，生于1963年9月，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长期在企业从事党务工作。1982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1987年12月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1994年至2020年间，先后担任渭南市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自1982年起，先后在《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少年月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20余万字。《“不称职”的妈妈》获1982年度上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友谊》获1984年度上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提名奖，《妈妈失去了她自己》获1986年度陕西《少年月刊》“好稿奖”一等奖。另有多篇儿童文学、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并多次获奖。2012年荣获渭南市第一届“杜鹏程文学奖”特别奖。部分作品被收录在陕西省作协编辑出版的《陕西女作家》、陕西未来出版社出版的《歌神》等书籍。

2009年结集出版文学作品集《生如夏花》。

初识王宝君老师缘于菊延宏先生组织的一次文友聚会。

我先前主要从事栏目剧、微电影剧本创作，近几年转型开始研习报告文学，故而常在朋友的引荐下，与渭南的文朋诗友多有接触。

座中数人，但见一女士举止优雅，言谈诙谐。事后方才得知，她就是渭南市作协副主席王宝君。

王宝君倾情儿童文学。

20世纪80年代初，还在铜川技校读书的王宝君就开始儿童文学创作，连续多年在《少年文艺》发表作品，在陕西省内乃至全国颇有名气。处女作《“不称职”的妈妈》获1982年度上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

乍一出手，就掷出重磅炸弹！

1．文学百花园的一朵小花

1980年，王宝君高中毕业，考取了铜川煤炭工业技术学校。

“铜川地处渭北煤腰带上，是重工业区，男孩子相对容易就业，而女孩子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们俩的交谈是从王宝君的回忆中开始的。

宝君是家中长女，后面还有两个妹一个弟。家里女孩子多，就业问题自然就成了父母最大的心事。女孩子上技校，意味着两年后就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就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这可是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啊。在父母的劝说下，立志于考大学的她顺从地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学校和专业。

“其实，初中时候就喜欢写作文了。同学们最头疼的作文课，我却翘首期盼。”宝君在谈到这时不经意地笑了。在她看来，写文章要有独特的视角，必须写出新意，方能出奇制胜。每次作文，针对命题要求，认真思考，反复酝酿，切入点总是设法要与众不同，打破常规，标新立异，写法也新奇多变，超乎寻常，如此这样，每每都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故而，也取得了老师的首肯和高度评价，习作时常被作为范文在同学中传阅。正因为如此，宝君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唯恐辜负了老师对自己的偏爱与厚望。

除了偶尔看几场电影，读书，大概是那个物质极度匮乏年代许多人仅有的精神生活了吧。进入技校读书后，面对着电工、钳工、液压传动这些机械电子课程，宝君也是一筹莫展。但她还是硬着头皮死学苦练，也时常在上课的时候偷着读书看小说。也只有一本一本精彩的小说，让那些枯燥的课堂丰富起来，让她的心快乐起来。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液压传动的课堂上完成的。现在想起来，我还真算不上是好学生呢。”宝君笑着说。原来，在班主任的课堂上，当老师认真讲解理论知识的时候，她已经在编织一个善良贤惠的继母的故事了。她故作聪明地用课本挡着那几张稿纸，可讲台上的老师早就注意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认真学习的学生了。只是，老师知道她是个有想法爱做梦的孩子，从不去干预和打扰她的思绪罢了。

那篇在课堂上完成的作品就是当年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的小说《“不称职”的妈妈》。

“你是原生家庭，当时也就十八九岁，怎么会想到写继母这个题材？”我有点不解地问她。

宝君回忆说，是一个同学家里的故事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课堂上，她突然思绪沸腾，几乎不加思考就在作业本的背面用铅笔一气呵成。

“在很多现实和文艺作品中，继母多是尖酸刻薄、心狠手毒的形象。”我说。

“但我坚信世上肯定有善良贤惠的继母，我就是想写我心里的那个与众不同的继母。”宝君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是坚定的，是满心欢喜的。

所以我理解了，宝君那篇小说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她观察生活、思考生活、渴望美好生活的体现，一种对人性善良美、纯真美的企盼。正如任葆华教授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提到的：“王宝君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了解成人世界的一扇窗口，也是成人反思自身的一面镜子。其作品写得虽是当代少年儿童的社会生活，但折射出得却是成人世界中的问题，是搭建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热的年代，那个时候，写小说的青年人很多，发表作品怕是也不容易吧？”我问。

“是啊，作家这个字眼在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眼中真是太神圣了，想都不敢想，更不敢奢望发表小说了。说起这篇小说的发表过程，还真得感谢我的小妹呢。”

原来，是小妹无意间看到了夹在课本中那篇小说的初稿。小妹惊呼着太感人了，写的真好，比《少年文艺》中有的小说还有意思呢，你也投给《少年文艺》吧。

“我听了小妹的话只当是王婆卖瓜呢，心里想《少年文艺》可是在上海呢，那么远那么大的城市，那么有名的刊物，怎可能看上我写的这个东西？肯定不行，不行!”宝君说着，沉思着：“虽然嘴里说着不行，可心却动了。”

于是，宝君背着所有人悄悄将那篇稿子寄出去了。然后，就是漫长而又焦急的等待。就在等待无望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邮件。打开信封，看到了一张小小的便签，是一个署名王中兴编辑老师手写的稿件采用通知。她兴奋的几乎要飞起来了，恨不得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所有人。可是，很快，她控制住那份激动，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份稿件采用通知而已，不到拿到刊物样本，就不能说明自己的小说真正发表了。

就这样，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儿将那份希望的种子压在心底，静静地等候花开的消息。

然而，第一个拿到样刊的不是宝君，却是一直在悄悄关注她的班主任老师。

老师兴奋的程度并不比作者本人低。当老师举着那本《少年文艺》在全校师生间炫耀的时刻，宝君却在郊区的煤矿上实习。那是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即便一个电话，也要经过几个环节的转接。老师只能乘坐几个小时的班车，翻越几条山路，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送达给让他引以为豪的学生。

直到手捧样书，处事低调的宝君才敢将这个消息分享给家人、同学和朋友。

命运开始眷顾她，那朵希望的小花，舒展花蕾，绚丽盛开。

《不称职的妈妈》在《少年文艺》年度好作品评选中获奖，她的又一篇新作《友谊》又被《少年文艺》刊发，并且又获得当年好作品提名奖。接着，小说《妈妈失去了她自己》又获得陕西《少年月刊》“好稿奖”一等奖。

在国内儿童文学最高级别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并获奖，在当时实属不易。难怪当地的报刊电台展开了对这个青年女作者的轮番宣传报道，铜川文学界也极力将她推荐给陕西省作协。1987年，王宝君正式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会员。

铜川文学界盛开了一朵稚嫩的鲜花。

2．阳光灿烂的日子

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反响，《人生》电影版随即推出，一时间风靡全国。陕西文学走在了全国前列，陕西的文学新苗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三秦大地迅速萌发。

20世纪80年代，对于文学新优，各级非常器重，尤为珍惜，全力培育。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高建群等一大批文学大家就是在那个时期崛起的。此后几年，《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热爱命运》等长篇力作相继出版。陕西作家的作品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了中国文坛。

然而，陕西的儿童文学创作相对于南方一带却显得薄弱，儿童文学作者少，平台少，发表作品难，致使一些儿童文学作者相继转为成人文学创作。但是，作为文学新人的王宝君，因为儿童文学创作起步早，规格高，势头强劲，备受铜川文学界以及陕西少儿文学界的关注。

1985年，她受上海《少年文艺》杂志社邀请，代表陕西儿童文学作者只身奔赴上海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那次会上，宝君作为最年轻的作者，有幸接触到当时全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聆听文学前辈们的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让她受益终身。

“最让人感动的是，我刚刚有了一点成绩，铜川文学界就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和关注。无论是《铜川文艺》还是铜川作协，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竭力宣传推荐我参加省作协各类文学培训学习交流活动。记得1986年夏天，陕西少儿出版社也就是现在的未来出版社举办了一个全国儿童文学作者培训班。当时担任《铜川文艺》主编的朱文杰老师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培训班已经额满开班了。朱老师当时很着急，联系铜川矿务局宣传部部长当天就赶到西安与会务组王宜振老师沟通，为我争取到了一个名额。而主办方陕西少儿出版社听说作者是位青年作者，还在《少年文艺》获了奖，立即同意增加了一个培训名额，并且对我这一个月的培训费进行全免。其实，我当时工作的技工学校也非常支持我文学创作活动，也完全有能力而且愿意承担我这次的培训费用。但无论从矿务局到《铜川文艺》，从市内到省作协，这些举动真的让我十分感动，让我感受到了作协、作家这个集体的温暖和关爱。这些培训活动，对提高我的文学素养，增强创作自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终生难忘，至今心存感恩。”

谈到这个话题时，宝君内心感慨很深，反复在强调内心对文学的崇拜和感恩。也就是那次活动之后，她在陕西《少年月刊》发表了小说《妈妈失去了她自己》，并且又获得了该刊1986年度“好稿奖”一等奖。

是的。一个文学组织或者文学前辈给予的指点和帮扶，对于一个刚刚踏上或者梦想踏上文学之路的新人来讲，真是幸运和幸福！我想，不止从前，即便当今，仍有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期待我们文学团体和文学前辈的关爱和关注，若是我们能摒弃那些所谓的文人相轻，用一颗热爱文学的心，去发现、去推荐、去培养一代一代的文学新人，何愁我们文学陕军的队伍不壮大，力量不强大？

1986年，王宝君接受《开拓》杂志社记者采访。临走时记者让她提供一张生活照片需在文章中配发。为了给记者提供一张满意的生活照，爱好摄影的父亲拿出他那台老式的120照相机，摆出各种道具，来回调整姿势，从各个角度给女儿拍摄照片。连夜晚，父亲又摆出他那套自制的洗相设备，用厚厚的棉被遮住窗户透进的光线。显影水里，定影水里，翻来翻去，精心选择最为满意的一张照片。

宝君陷入一段动情的回忆。

柏拉图曾说：“家庭教育是社会的基础”。家庭成员的社会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创新素质的水平高低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而对于王宝君来说，她能在那个年纪在文学创作上取得这样的成绩，不能说与家庭教育无关。

“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后，当时在铜川市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说心里话我自己内心也有点小骄傲，当时很希望能得到父亲的夸奖。但父母亲从来没有夸过我一次，甚至让我觉得父母亲对我的成绩毫不在意，我的内心多少有点失落。”

“后来，我出版了作品集，第一时间送给父亲。当我两个月后见到父亲的时候，他从书中取出一页纸签，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下来我书中56处错别字。因为出书时所有电子版全部是我一个人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把以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十几万铅字作品变成电子版，对于刚开始学会电脑打字的我来说，尽管格外认真，还是出现了许多错误。”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不善言谈的父亲内心对我的认可和骄傲。我也是做母亲的人，试想，哪个父母会不为孩子的那怕一点点的成绩而欣喜呢？他们只是担心孩子年轻浮躁，唯恐他的褒奖会让我骄傲，让我停滞不前。所以父母把那份喜悦深藏在心里，让我找不到一点骄傲的理由。我从没有骄傲自满，也从没有自以为是过。我用父母传承给我的谦卑认真地对待读者每一次的赞扬和批评。我感激我的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见宝君眼角溢满了泪水。

是啊。我们的父辈们多数文化程度偏低，在写作上对子女难有帮助，但父辈们那种谦逊做人、低调做事、与人为善、做事有恒心的品德对宝君影响很深，让她享用终生。这些高贵的品质对于她文学创作秉承的‘干净，温暖，责任’的理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3．在文学的修行中塑造人格魅力

“我的文学生涯起步早，但作品的数量却是很少，迄今还没有创作出一部有分量的长篇。”提及文学创作，王宝君面带愧疚。

在与她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从铜川调到渭南后，她进入一个企业从事行政管理和党务工作，同时，又结婚成家，为人妻为人母。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日渐冲淡了文学创作的激情，家庭和孩子成了她的全部。

“比起身边那些高质高产的作家朋友，总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堂而皇之地把自身的惰性使然归咎于一种对生活的牺牲，心安理得地做着居家女人。”采访中王宝君灿烂地微笑，坦然率直地倾诉。

其实从铜川调到渭南后，王宝君在文学创作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她的爱人在四号信箱工作，当时四号信箱的效益非常好，爱人是分厂的负责人，忙于工作，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她肩上。那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在出租屋内，她一边上班带孩子照顾家，一边参加自学考试，同时还要挤时间搞创作。她作品中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就是那些最紧张最繁忙的日子里创作的，甚至还获得过多个奖项。

不知不觉间，她已人到中年。随着心理的不断成熟，她开始逐步进行成人主题的文学创作，尝试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各类体裁的写作。这个阶段，她的作品文笔日渐隽秀，情感愈加丰富，笔触直抵人心，少了童真童趣，多了悲悯情怀。

“这些年虽然也没有停笔，但发表作品却很少。曾经以为是当初起步有点高，让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一直比较高，固执地认为必须要发表在省级刊物上才能算作真正的作品。这其实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误区，以至于影响到了创作的积极性。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就是一种错误的偏见，更准确地说，是在给自己的懒惰、文化底蕴不够、创作水平不足找的一个漂亮的借口罢了。”说到这儿，宝君自嘲地哈哈大笑起来。

从她那爽朗的笑声中，我能感觉到，她的心气很高。试想，20世纪80年代初，年仅19岁就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作品并且获奖，就像部队上战士们常讲的一句话：有红旗就扛，有第一就拿，那是绝不能含糊的。

诚然，王宝君在那个时段发表作品不多，自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也是作者自谦。我很赞赏宝君的创作心态。她一直保持一颗轻松愉快的心态去创作，从不给自己设定目标，不给自己施加压力。我觉得这是她本真和简单的一面。她用一颗很真诚的心去做文，去做人。与她交往，可以敞开心怀，无须设防，也不用顾忌，说错说对她都不会放在心上。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讲，她是那种37度恒温的女人，既不会让你感觉冰冷，也不会对你过于热情，言谈举止分寸尺度恰到好处，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年少的都亲切地称她“大姐”，也正是因为她做事认真，处事周到，谦和低调，温文尔雅，在渭南文学圈子里广受尊重。

进入中年，宝君开始向成人文学转型，但我看到她并没有停止对儿童文学的创作。

“我愿意去关注少年阶段的孩子，因为他们个体的不同，内心世界丰富多彩，我更有兴趣去探讨他们的精神世界。当然，这些年作品少还有一个原因，我与孩子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另外，作家身上所肩负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会让我的创作更多了几分思考，感觉越来越有难度了。”

“您怎样理解作家的责任和担当？”我向她提问。

“作家往往是最敏感的人群，也是最容易发现社会问题的人群，一个好的作家，也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少年时期已经逐渐建立，牢固形成大概在30岁左右，如果没有特定的意外影响，中年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大的动摇。所以说，儿童文学作者，也是少年儿童的教育者，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怎么写作品？写什么样的作品？写的时候要不要先问问自己，这部作品让我们的孩子读了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最简单的想，我写的书就是让我的孩子看的，他读了会产生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

“年轻时写作对这些问题考虑的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社会对生活的认知也在不断加深，感觉写作越来越难，不是写故事难，而是要写出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的作品难了。前几天在公园看几个小朋友在画画，几个妈妈们在一旁指手画脚，说这个画的像，那个画的不像。当时我就在想，孩子眼里的世界与我们大人是不同的，就连他们的妈妈也未必能看懂。我想，正是因为我们成长了，性格成熟了，行为规范了，内心复杂了，失去了孩子那份纯真的天性，与孩子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不了解他们了，也走不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了，自然也不懂他们的喜怒哀乐，只剩下满腹的抱怨，唉，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了。殊不知，根源在我们大人这里呢。”

“在你的作品中，我发现你更多的是观照少年儿童成长中的问题，无论是家庭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你作品中都有涉及。你认为作家在社会教育活动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问。

“我们说现在的孩子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共同来教育。在社会教育活动中，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社会教育这份责任，从而，在孩子“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配合学校和家庭，正确引导，正面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我曾建议过，每个儿童文学作家，是不是可以到一所学校去兼任一个类似于校外辅导员这么一个角色，一方面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一方面为社会教育尽一份责任。好在我们作家队伍中，已经有一些作家朋友在校外开办各种读书会、写作辅导班，我想这是一个好兆头。社会需要我们作家关注少年成长的问题很多，除了单亲家庭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还有少年犯罪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关注，也是我们创作的题材，建议有机会接触这些题材的作者，可以很好地挖掘一下。除了保持一颗童心，更重要的是儿童文学作家要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历史责任。”

交谈中，宝君把“责任”这个词重复了好多遍。因为文学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凝结着人生与时代的经验智慧，富于文化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是一个民族的特殊表情，往往成为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的形象体现。而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牵连着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民族之间的深刻关系，凸显着作家的文化底蕴、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以文立德，勇于承担时代、民族和社会责任，以高昂的理想鼓舞人，以高尚的情感感染人，是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4．儿童文学创作的主题：干净、温暖

在采访王宝君之前，我读过她的大部分作品，给我感受最深的，无论是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她的作品里总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或者悲悯的情绪。然而，她总是在文章的结尾处，又会让你意外地看到希望，感受到世间的温情，让读者的心有所归属。

谈到这里，我问她：“您在创作过程中，会不会刻意去安排文章的结尾？您喜欢营造大团圆结局吗？您所遵循的创作理念又是什么呢？”

宝君笑了笑说：“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我最注重两个词，一个是‘干净’，一个是‘温暖’。所谓干净，一方面是文字的干净，我更喜欢用平实的语言去写作，尽量不用网络流行语。我觉得，网络语言的流行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周期，也许十年二十年过去，就会有人看不懂，需附有必要的注释才能让人理解，生命力太短暂。另一方面是内容的干净。我希望我的文字和故事情节可以让任何年龄段的人接受，而不会像有些电视剧场景那样，令几代人坐在一起观看会尴尬、会不自在。

所谓温暖，也就是积极明朗的主题。我更愿意通过少年成长的故事，反映社会问题。比如单亲家庭、失独家庭、留守家庭、问题少年等等。我愿意走进他们的内心，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很丰富，他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个社会的关注、关心和理解。然而，真正能理解他们喜怒哀乐的未必是他们的父母。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者，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更多地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并与他们沟通。

在我以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多是以中学生为对象，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刚刚有了初步的不成熟的认识，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选择和被选择，面临考试升学的压力，比起学龄前的孩子，失去了天真的东西，精神世界也没有那么单纯了。通过他们，反映出一些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我想通过这样的故事，把由他们引起的社会问题反映出来，引起成年人的思考和关注，化解社会矛盾。我写过再婚家庭、领养家庭孩子的内心世界，也写过应试制度体制学习压力对学生造成的性格分裂，写过农村孩子进城后的心理落差，写过苦难家庭中遭遇的悲剧对他们成长的影响，虽然他们在成长中看到了生命的沉重，或是遇到曲折的人生，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积极阳光，充满温暖。温暖，其实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理想和希望。”

是的，我被她的话深深感动了。

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是感化人、教育人，而儿童文学更应该传递积极阳光向上的力量。对于少年儿童，更多的是需要关爱和呵护，因而文章的结尾应该是温馨温暖的，基调不能太沉重，或过于悲情，让读者看不到美好、温馨、希望的方面，应该是充满阳光，富有朝气，生机勃勃，向上向善向美的引导。

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王宝君有着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深入细致的思考，并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理念。2020年，在渭南小说界平台，她为线上的作家朋友们分享了自己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她坚守着“干净、温暖、责任”这个创作信条，用心用情去写作，去做人。

是啊，儿童文学，原本就该是温馨的、干净的、温暖的。

在她的作品集《生如夏花》中，李康美先生这样评论到：“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必须具有童话般的想象力，还必须保持圣洁的灵魂。王宝君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是反映了当代少年儿童敏感的社会问题，具有真切的时代感，每一篇都注入积极向上的力量，令人深思。……引导孩子的崇高，铸造孩子的坚强，弥合隔代的鸿沟，也是社会最不可忽视的基础。同仁们对王宝君的文笔早就表示称道。”

悉心研读，仔细品味王宝君创作初期的作品，我感触很深。对于年仅19岁的她能写出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确属不易，且不说文章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的娴熟，单就文章的构思，故事的讲述，语言的表达，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她来说，的确不同凡响。她的文章中叙述视角转换灵活自如，间或以客观视角描述，偶尔又以主观视角观察，远近交错，时空转换，跌宕起伏，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精神愉悦、身心善美的享受。

任葆华教授这样评价：“宝君是在用温情而富有诗意的笔触，将其生活积淀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与小读者倾心交流。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她在叙事技巧上相当讲究，她对叙事技巧的掌握非常娴熟。她把故事一个个都写的一波三折，精巧严谨。她那些鲜明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使她不仅是渭南儿童文坛的一枝独秀，而且为渭南在全省、以及全国的儿童文坛争取到一席之地。”

赵文龙先生在他的评论中这样讲：“宝君的儿童小说普遍洋溢出一种纯真的的柔美之气，即使作者写到一些伤情的情节，如《金猪宝贝》等，甚至有一些对现实的批判，如《蓝色户口本》等，但结尾必回到纯真向上的基调上。”

蔡静波教授读了《生如夏花》后发出感慨：“宝君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而不是把文学当作敲门砖——企图获得文学以外的东西。她的作品虽不是高产，但却是高质。这种高质，犹如人生之夏花，绚烂多彩。”

在与王宝君的交谈中，我读到了她内心的宁静与纯净。一个内心世界的不够宁静和纯洁的人，是传达不出这种单纯美好的情感的。我想，这份宁静与纯净，一定是来自于文学对她的修炼和修行。正是这种修炼和修行，让她的文学素养不断得以提高和成熟，让她能够以精准精炼、简单朴素、纯洁美好并充满了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的文字，给每一篇文章都注入了灵魂。让那种既平和又深邃，既单纯又能触动人心的骨子里的丰富感成为她自己的标签。

最后，我想用王宝君在她作品集《生如夏花》后记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次访谈：

“生如夏花，是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虽然每个人对活着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仍然坚持，既然活着，就该让生命绽放。”

作者简介：

郭红新，男，陕西渭南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创新文学网陕西首席作家，陕西省编剧协会会员，三级编剧中级职称，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会员。编著长篇报告文学集《人文朱吉荣》，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晚霞红似火》,长篇报告文学集《吉星荣耀》《倾听花开的声音》；创作栏目剧80余部，微电影40余部，4集校园青春励志剧《磨砺》、10集电视连续剧《毛主席与李银桥》、20集《校里校外》系列普法栏目剧。